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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到底行不行?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这个问题都很令人迷惑!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击败众多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自从诺贝尔奖设立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高校(包括台湾高校)的专家教授能获诺贝尔奖?这是不是中华民族一大困惑?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曾在中国受过教育的留美学生的孩子们,在美国的学校里大多都能出人头地,风头十足?我儿子矿矿在其他同班的美国小朋友还在捏着指头学算10以内的加减法时,已会多位数乘除法。据说,有的留学生带着他们的孩子到美国学校注册,经过简单的问话,学校说:“你们孩子的数学三五年内都够用了,小学都不用学了……”从中国出来的孩子,无论是农村小学来的,或者在国内读的是慢班,许多也能在美国同学面前臭美臭美。去年,儿子上8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二,但每天清早6:29,他必须到屋外去等高中派来接他的校车,到高中去上几何课,然后再由高中派车送他回初中去上其他课程。即使跳级到高中上几何,他在班里也是前几名,觉得很轻松。像这类跳级学习,不仅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还发生在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子女身上。但是,这些在美国中小学的跳级生若回到中国,恐怕都会成为留级生!为了吸引留学生回国,国内许多用人单位在工资、住房等方面开出不少优惠条件。其实,影响留学生回国的一大尴尬,就是回国后,他们的子女在学校很难再跟得上国内其他小朋友。有的甚至不得不辍学。如果这证明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每年没有大量的欧美学生去中国学习现代科学或新理论,反而是大量的中国学生负笈美国及欧洲呢?为什么中国的留美学生本身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新理论,学有所成才归国;但其子女跟着回去却又跟不上班呢?如果说美国的教育不如中国,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发达,中国的科技落后?为什么美国学者赢得的诺贝尔奖最多,而中国高校无任何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为什么起跑领先,冲刺落后?这个强烈的反差,促使我去深究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后劲不足?说到底,是输是赢,不看起点看终点。当然,我们不能以是否获得诺贝尔奖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发达的惟一标准。其实,能获得一定数量的诺贝尔奖的国家,其教育一定会具有一定水准;但尚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国家,不一定其教育就不行。然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科技发达的国家,教育一定发达!第二,教育落后的国家,科技一定落后!美国有人说他们自己是“科技发达,教育落后”,那是他们在鞭策自己。国内有人说我们自己是“科技落后,教育发达”,那是有人缺乏自知之明。应该怎样评定我们国家的教育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判断谁是真正的胜利者,只能是在终点,而不是在起点!也就是说,在肯定中国的中学生每年都能击败众多对手而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各种奖项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奖杯或金牌下的阴影。为什么中学的时候行,成年了就不行?为什么起点超前,而终点落后?我们也暂不忙作答,先接着看另一议题:中国的初等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世界之最吗?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的各种奖,但却没有一个中国高校的成人获诺贝尔奖;而美国则是初等教育“一塌糊涂”,但美国的成人高校赢得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于是乎,许多人就很自然地想到这两者的结合:中国的“最”+美国的“最”=世界之最。又于是乎,中国的赴美热持续升温发烧。我们来分析“中国孩子在国内接受初等教育,再到美国来接受高等教育”是不是最好的模式?先举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中国的青少年足球还是不错的,去年北京的“三高”少年足球队几乎横扫了足球强国墨西哥。宿茂臻等人年少时在英国曼联队培训,也很得英国名宿的青睐。中国青少年的足球基本功是很不错的,但欧洲和南美的成年足球队包揽了历届世界杯冠军。我们能不能套用上述的模式:中国孩子先在国内接受基本功的训练,到了成年再送到欧洲或南美去接受那里的足球意识和创造力的熏陶,这样一种两者的简单相加等不等于世界之最?答案是否定的。青少年时期曾给英国足球界以深刻印象的宿茂臻,1998年再到英国南普队试训,不是因为表现平庸而遭弃用吗?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最”+欧洲的“最”≠世界之最的结果呢?成年的范志毅、杨晨、周宁、黎兵们,不但技术已定型,而且其足球意识、创造力等等也已定型,这个时候再到欧洲去培养足球意识和创造力,进步是会有的,但是已经难以“大器晚成”。就教育来说,在中国接受初等教育,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这两者的简单相加,并不一定是最佳组合。当然,大多数来美的中国留学生都是有些“料子”的,故也学有所成。能不能出个把诺贝尔奖得主,我不敢肯定。但要在我们这代留学生中出“一批”---十来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发育不良的种子,再移植到别的环境,就算能成材,也难成顶级的栋梁之材。《广州日报》1999年1月29日的《报刊文摘》转载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谈到了我国未获诺贝尔奖的4个原因: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1997年止,共有400多人获诺贝尔科学奖。这其中有5位华人,他们是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朱棣文,化学家李远哲。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些获奖科学家,没有一位属于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一位著名学者说:“据统计,一般立国30多年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1917年立国,39年后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捷克41年,波兰4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平均是35年。”新中国已立国50年,现在还不知要等多少年。我国著名科学学专家赵红州教授,总结出我国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4点原因:其一,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其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其三,缺乏科学家群落;其四,缺乏科学人才识别和遴选机制。我同意上述4个原因,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赵的文章并未提及。听说,去年曾经有一本书风靡了中国,因为这本书能告诉读者:怎样一天读4本书,并且把它记住;怎样在4到8周内掌握一门外语;怎样使学习突飞猛进,学习效率提高6倍;怎样……为什么这本书在中国这么有市场?因为中国人太崇尚、太迷信“智力开发”了。中国孩子“爸爸,妈妈”还没叫全,雄心勃勃的父母亲们就开始了开发孩子智力的20年计划。于是,各种各样的早期智力开发方案被“开发”出来:什么一岁学认字、两岁学算术、3岁背唐诗、4岁学英语……以为孩子的潜能无限,其实是父母的希望无限。那年我到美国宾州约克学院教书,妻子独自带着3岁的儿子留在国内。她放弃本单位的许多福利,而宁愿每天踩30分钟自行车,送儿子到“公认”的最好的幼儿园接受教育。刚刚安顿好孩子进幼儿园,她又迫不及待地把儿子送到夜校学国画。3岁的孩子懂什么国画、油画,一节课下来,画在身上的墨汁恐怕要比画在纸上的还多。可是妻子在给我的信中自我陶醉地说:儿子画在衣服上,脸上的画,特能显示出他的绘画天才!在我完全忘记了儿子学绘画的事儿后,一天我收到一封厚厚的家信。拆开一看,有一张约两尺见方的宣纸国画,画的是竹子:疏疏落落的竹叶,斜斜弯弯的竹竿,布局协调,浓淡有致,且远近成趣。我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寄这幅画来。读信,我大吃一惊---这幅画竟然出自我那3岁儿子的手!这时,教育系主任布莱恩博士正好走过我办公室:“怎么样,黄教授?有什么不对路的事情吗?”我一把拉他进办公室,说:“没有什么不对路,是有人给我送了一幅画!”他眯着眼睛,歪着脑袋审视了好一会儿那幅竹子国画。我开玩笑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教授画的!”他眨了眨那双蓝蓝的眼睛,点点头沉吟道:“不错!不错!”我突然不忍心骗他。我说:“不,这是我儿子画的……”他的脸色在一瞬间掠过几个变化:既有被作弄的尴尬,又非常不相信那是3岁儿童的画,同时也对自己鉴赏中国画的水平有点怀疑……这很荒唐,也很真实,同时又发人深省。说它荒唐,是因为把一个3岁儿童的画说成是一个著名教授的画,也有人相信,而且这人是一个美国大学的教育系主任!说它真实,那是我的亲身经历,不然我也难以相信。说它发人深省,正是因为它的荒唐:为什么一个美国大学的教授竟然相信一个3岁儿童的画是出自一个名人之手?这有两个可能:第一是该美国教授鉴赏中国画的水平太低。这个“可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是儿子的画!第二是儿子的绘画技巧实在太好,以致达到“乱真”的地步。后来,我没敢再开玩笑,老老实实“坦白”是儿子的画。但是见者竟然没有一人相信是3岁儿童的画,反而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妻子刚来美国时的英语家庭教师叫辛西亚,其夫为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通过辛西亚的“后门”,我们把刚5岁的儿子送到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据说,他3岁时去的那个国内的国画班,家长们都呆在教室的后排。一开始上课,家长们就七上八下、你去我回地帮孩子们磨下墨、蘸个笔、擦把脸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美国这里不同,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自由的天地,家长一律不得留在教室。儿子3岁时就能技惊四座,现在5岁啦,到美国正牌大学的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恐怕要石破天惊的--我想。谁也想不到,儿子才去了不到5次就开始叫唤,不想去啦。儿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绘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让我们自己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好哇!好哇!’好什么好?!旁边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一塌糊涂!”说得多了,引起我的注意。一天,我进去一看,儿子一脸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神情。天哪,其他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我们同意儿子不再上这种“误人子弟”的绘画班。老师哪里是在教绘画,简直是在放羊!每次儿子画完画都要问:“像不像?”起初我们也不甚明其意地用“像”或“不像”来回答他。其实,到底儿子想问的“像”指什么?而我们回答的“像”或“不像”又指什么?没人去深究。后来,我们有机会接触美国孩子多了,我发现:美国孩子在画完画后,是从来不问“像不像”的,只问“好不好?”我们可以来深究一下,“像不像”的问题。当3岁儿童画那幅疏密有致的竹子国画时,对现实生活中“竹子”的概念是不是清楚呢?回答是否定的。因此,此时他们的“竹子”的概念就只能是黑板上老师挂着的那幅画。也因此,他们问的“像不像”指的就是像不像那幅画。既然有“像不像”的发问,就一定有一个可依据的样板来评判“像”还是“不像”。当一个人从小就反复接受这种模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性的以“像不像”样板来要求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像不像”的问题可能也会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由于这种训练往往培养的是一种比照式的线性思维,很多人就又会从现实生活中的竹子回到“样板”般的竹子国画中去。用理论性的术语来说,就是动力定式导致的定向思维。美国孩子学绘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立模式,让孩子从现实生活到内心想象的过程中自由“构图”。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一塌糊涂”的画。也因此,美国孩子画完画后,只问“好不好”,不问“像不像”。回答“像不像”的问题,是指“复印”得如何。当我从达琳的口里得知,中国的教师提出“怎么教创造性”的问题,我的心着实震动不小。因为“创造性”这个被中国的教育界长期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实属可喜!然而,“到底创造性能不能教”,在相当多的中国教师心里,是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要打上问号的。因此,他们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令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孩子们竟然抓头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就是无从下笔。我开始仔细观察儿子,我发现无论我们给他什么画,他几乎都能惟妙惟肖地画下来,或者说“拷贝”下来,“克隆”下来。但如果要他根据一个命题自己创作一幅画,那就难了。因为我们的训练模式是:我告诉儿子,如果我要画他,我可以照着他的相片来画,也可以写生式地画对面的他。但我更想画的是我数年前离开中国时,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被一股无形的第六感在吸引着,回过头来,只见朦胧的晨曦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的神情与那3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的儿子……人的先天的潜能有一定极限,后天的开发也不是无限的。当我们以为,给孩子加压加量是一种智力开发,并以为这种加压加量的智力开发与孩子的智力发展是成正比的,那就错了。培养创造力必须要开发智力,但开发智力却不等于培养创造力。因此,培养创造力才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核心。所有两家看了矿矿做题的人都得出同一个印象:尽管有的题目,矿矿不太懂,但是他都能七拐八绕,用其他的办法来证明它,来解它。而这些办法,国内的学生一般都不会那样去想、那样去运用的。应试教育的核心是怎样在考试中得高分,并以此作为排他的先决条件。素质教育并不排斥高分,如果说素质全面、健康发展的,分数就一定低,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与之相反,素质全面、健康发展的,分数也一定高。当然,是不是高到应试教育那种程度,倒不一定。“分数是实力的体现”这句话不全对,应该是“分数是实力的体现之一”。因为许多实力不是仅仅通过分数来体现的。应试教育的关键误区是把“如何应付考试”当成了教育的核心,把考试成绩作为衡量人的惟一标准。在这个指挥棒的驱使下,人们无法重视素质的全面、健康的发展,使得孩子的许多素质被扭曲了。美国的一些学术团体或大学,也定期在各中学间组织数学对抗竞赛。去年,矿矿刚上九年级(即美国的高一,国内的初三),被选入学校数学代表队参加这种定期的对抗赛。在中国人眼里,这种对抗赛很奇怪,因为它不规定各校的参赛人数,只以各校代表队的前三名的平均分决定胜负。各校也不是只选成绩最好的学生参加,而是以老师选派,学生自愿报名参加相结合的方式组队。也就是说,老师只选那些他认为有数理潜质而又有兴趣的学生参赛,并不是成绩最好的高年级学生;另外,老师没选中你,你也可以参加。有一次对抗赛,共有7道题。矿矿他们学校数学最好的是一位高三的印度小孩。结果,印度小孩7题对6题,最难的那道没做出来,出来后愤愤不平,表示要写信去抱怨出题的考试委员会。从应试教育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人都知道,考试技巧是从最容易、分数最多的做起。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抢占分数的空间。但这次矿矿却从最难的做起,并把最难那道题做出来了(事后老师也没做出来),但只做了4题,有1题还只是运算方式对,答案不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学校的带队老师斯澳兹先生,并没有批评孩子的行为影响了学校的积分,反而颇为赞许地点点头,因为孩子做出了他没做出的题目。尽管他没明确鼓励其他同学也采取这种“先选最难的做”的行为,但这已足矣!“我不是要分数,我是要在挑战中得到乐趣,体现自己的价值……”这是孩子的答案。经过思考,在这种竞赛中,我作为家长可以同意孩子先做有挑战性的、难做的题目,而不是首先抢分。但是,如果是SAT这种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呢……创造力不同于智力。创造力包含了许多非智力因素,如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等等都是非智力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以是一个依赖性很强的人,一个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摧毁常规障碍的人,甚至可以是一个个性有缺陷或者懒惰的人。但是,一个创造力很强的人,必须是非常有独到见解、独立性很强的个性完善的人,必须是一个在常规势力面前百折不挠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记忆力、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力、清晰的判断力的人。其次,凡是能传给他人的,一定是可以重复的,而可以被他人重复的则一定不具有创造性。例如,绘画的“知识或技能”是可以从A传给B,又从B传到C的。正像人的智力不能从老师传给学生一样,创造性是潜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特质,也是无法从A传到B的。那是198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按要求,设计了有关课程的教案。有一位热心的教授”审查”了我的讲义,在表示满意的同时,又很语重心长地指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我多次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但不少地方只有质疑,没有答案。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说:俄也不知道什么是答案……”这不好!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你不懂答案,你是老师,就要去研究嘛。不然,怎么叫解惑?!学生可以说不懂,可以提出疑问,老师就不好这样做。要注意为人师走嘛。老教授对我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因为我在留校当老师之前,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换了他人可能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还不一定这样掏心掏肺地说呢。我知道系里曾将一位讲课较受欢迎的老师下放在地区师专去。当然,下放的原因可能是较复杂的,但”罪名”之一,就是曾经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对传统理论的质疑之处,如果仅仅是提出问题,自己还没有研究出答案,就先不要提出来,而是按照传统理论去”传道,授业”,这还比较容易办到,闭着眼睛讲就是啦。怕就怕正好有学生提出来,那种千金易得、知音难觅的恰到好处地”挠痒痒”,那种欲罢不能、欲言又止的滋味,是不太好受。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灵感一来,一写上兴头,就懒得查字典。当老师了,不能误人子弟,这毛病得改,要注意为人师表。于是,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消灭错别字上面,特别是那些需要板书的字,更是个个先查了字典再说。慢慢地我就有些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比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我反过来这样要求学生,他们叫苦连天。于是,他们也七七八八,指指点点:“你的这一横写长了,那一竖写短了……”正人先正己。这样一来,我就把自己弄得处处谨小慎微,时时瞻前顾后,常常左望右盼,每每患得患失;有时甚至不得不欲盖弥彰,讳疾忌医。其实,有时我也想,”新”字的”木”那一横拖长点点,”立”那一横画短一点点又会怎么样?天会场下来吗?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吗?世界末日会来临吗?只要不把”土”写成”土”就可以了。比比别人简简单单的26个字母,汉字本来就够为难中国人的了,何必吹毛求疵,处处设牢狱,自己苦自己、自己”囚”自己?!有一年,我检测过不下100名学生,按照我的要求写”新奇”、”争夺”等字,没有一个人是全对的。我也暗暗观察过周围的同事,也难有一个是全对的。在中国,教师被看成是知识的载体,是字典,是电脑,是无所不能的”圣人”。因此,如果老师碰到一些实在不能回答的问题,也会用或者不得不用八面玲珑的外交辞令巧妙地搪塞过去。这就有点像中国民间取笑韩复菜点戏点了”关公战秦琼”一样。不管是真有其事,还是政敌的抹黑,我以为奎尔一辈子都不会公开与”土豆”这个词沾边的了。因为,除非你公开承认小时候曾经错误地拼写过”土豆”一词,否则一切辩解都是无效的,只会越辩越糟,还不如远远地躲开为妙。画面背景是人声鼎沸的橄榄球赛场。一小孩在叫卖”土豆片”。一会儿,有一个人回过身来买”土豆片”,然后,意味深长地笑笑,用英文说:“POtato(土豆)!”有一天,我又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广告,记忆的深处突然闪过奎尔的形象,但我立即又打消了这个荒唐的联想。我把这个联想当作笑话一样告诉妻子和儿子,大家都认为:不可能。躲都躲不及,还去做”土豆片”的广告?!西方人认为,环宇之内只有上帝是完美的,至于芸芸众生乃至万事万物都是有缺陷的。再说,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老师的有限生命、血肉之躯,怎能完美无缺?我在”创造性能不能教”一章中,谈到儿子在学习绘画中走过的弯路。后来,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到了初中一年级,他与一位采用中国教学法的美国绘画老师发生了冲突。美国学校每个学期结束都有一个正式的成绩单,在期中有一个非正式的成绩报告。如果家长在收到期中的非正式成绩报告时,认为有需要,可以通过电话与有关老师交谈。若电话解决不了问题,也可以面谈。“我的画中间是条勾画清楚的大鱼(重心突出),在飘动的海草之间是模糊一些的鱼,有些只见半条(相映成趣),我还画了鱼的影子(浓淡有致)。老师说我没涂完颜色。她不是说我画不好,她是说我没完成作业,才给我C的。”在我忘了这件事后,有一天,我们收到学校寄来的一封信,是这位老师签的名。说是矿矿的一幅画被选送到学区参展,邀请我们有时间去观赏。美国孩子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辈之间,绝不互称哥哥弟弟或姐姐妹妹,而是直呼其名;称呼有血缘关系的叔叔阿姨,一般都加上这个人的名,而不是姓。如叫”全愈叔叔”,而不叫”黄叔叔”。更经常的是直呼其名。甚至对自己的父母,有时也直呼其名。美国中、小学的老师也从来不被称为”老师”。年轻的。没结婚的、离了婚后单身的女性,一般都称呼”小姐”。结了婚的女性则被称为”太太”。所有的男性老师一律冠以”先生称号。就连学校的校长,学区的督导(如果没有博士学位)都概不例外。从学前班的小毛头,到半大不小的高中生,叫起他们的老师来,全都是姓外加”小姐”、”太太”或”先生”。矿矿五年级时有一位老师,是位五十有几的离了婚的妇女。矿矿告诉我,以前她是”维尔安太太”,现在她是”哈森小姐”,因为她离婚了。矿矿在二年级时,他的班里来了一个大学教育系的女实习生。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还跟孩子一样,有时矿矿喝水,她会悄悄过来胳胶一下。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姓,叫”戴蔓”,英文的意思是”钻石”。孩子们都很喜欢她。矿矿甚至把她当成最好的朋友,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告诉我们戴蔓小姐今天让他们干了什么,戴蔓小姐今天教了什么。有一天,矿矿从学校回来,一进门我就发现他一脸的不高兴:“戴蔓小姐今天说,从现在开始,她不叫戴蔓小姐了,她要我们大家叫她舒梅克太太,她要结婚了,要走了……全班小朋友都说,不好不好,不要走,不要姓这个舒梅克。可是戴蔓小姐说,没办法了,谁让我跟舒梅克先生结婚呢…舒梅克是英语社会中较流行的一个姓,意思是”修鞋匠”,正好戴蔓小姐的对象就这个姓。从”钻石”小姐一下子变成”修鞋匠”太太,这个弯子也转得太大了些,无怪乎孩子们一下子接受不了。中国人讲究”长幼有序”,美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如果我们一家遇到一个与我平辈的中国人,在介绍到我儿子的时候,儿子需要叫”叔叔”或者”阿姨”,这时对方可能摸摸矿矿的头,或拍拍肩膀,称赞一两句,但绝不会与矿矿握手。有一次,老师让孩子们自己创作并拍录像故事。矿矿和这位同学分在一组。放了学后,矿矿就让我把他送到这位同学的家去。那真是一幢豪宅,石头建的四层楼。说是去拍录像,晚上快12点了,矿矿才打来电话让去接他。第二天,我一看他们创作的所谓”录像”,气就不打一处出。那录像既没有情节,也更谈不上艺术,从头到尾都是两个孩子无主题地乱打乱跳,与老师的要求差得太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中国古老的名言立即跳进脑子,与不爱学习的孩子在一起混,还能学什么好?矿矿睁大了眼睛,像是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眼睛里还含着眼泪,说:“爸爸,你这样说他,不但是伤害了我的感情,还伤害了我的朋友……”我们做家长的,往往只想到要孩子去做家长认为对的事情,但我们很少想到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有其独立尊严的人。我们往往只想是”为了孩子好”,但我们很少想到我们的行为会不会伤害到孩子……后来,有一两个人被家里叫回去做饭或者吃饭,场内出现了空当。本来这帮子人就打得不怎么好,人满”不”为患,一走了人,空当更显。矿矿就跃跃欲试地慢慢往场里挪……妻子的老板伯格博士和他的韩国妻子,以及阿莱希欧博士一家四口,还有我们家,一共大小九个人,到休斯顿森林公园的湖畔吉野炊。美国的公园可谓星罗棋布,说得夸张些,其密度可能与中国的菜市场差不多,稍有人口的地方,就有公园。许多公园都依山傍水,有一片片古木参天的森林,有各式各样的运动场,还有许多野炊场所,备有一个个现成的烧烤炉、一张张餐桌凳子供游人使用。在超级市场买上一小袋燃料,就能享用一顿原汁原味的烧烤。中国有句古话,”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其意是人最重要的是谦虚,知道自己的短处,这才是最宝贵的。我想,这句话若用于美国人对权利和义务的理解时,其实也是很合适的。在这个意义的范围内,美国人也是崇尚”人资有自知之明”的。这首先,是知道自己的权利,其次是知道自己的义务。贵就贵在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是等同的。中国人大多对美国人维护自然环境的自觉意识印象深刻。其实说穿了,在这一点上,就是美国人崇尚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有一次,我们全家同一位好朋友瓦莱莉博士,一起去肯塔基的大山里野营。走在人烟稀少的山道上,看到一个废可乐罐,瓦莱莉博士随手拉了起来放进背包里,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出了山沟后,看到一个垃圾箱,才把那废可乐罐丢了进去。这不,阿莱希欧博士的丈夫古瑞克,点上烧烤炉,把各种肉往上一摊,就仰天八叉地躺在湖滨的草地上,他那刚一岁多的女儿杰西卡,在他身边爬来爬去。谁知道,阿莱希欧博士的三岁大的儿子泽克,见大人们玩得欢心,他不干了,直嚷嚷也要打球。八岁的矿矿,我还嫌他小了。不是昨天受了委屈,我还不让他打呢。泽克才三岁,整个身子比排球大不了多少!怎么能打?只见伯格博士,一手抱起他,加入打球的人群。其实,伯格博士并没有让泽克真正碰球,球还没近身就打走了。他们只不过参加到打球的人群中,参加了打球的氛围,偶尔也象征性地碰碰球,直乐得泽克”嘎嘎嘎”地开怀大笑!前面曾提到过的芯西亚,她是妻子刚来美国时的英语家庭教师。她建议我们与儿子建立”朋友”式的关系。开始,我很不能理解: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怎么要在父子之间建立朋友关系呢?比如说,我眼中的世界与儿子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总是用我的感觉,我的观念去指导孩子,他就会失去独立性,缺乏创造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雪,在矿矿眼里纯粹是自然世界的产物。因此,一下大雪,他就高兴得又叫又喊,立刻戴上帽子,穿上靴子,带上他的狗和滑雪板,到屋外尽情地玩去了。雪在我眼中就大不一样啦。大雪会使我想到很多很多:车子停在办公室外面,车窗要被冰覆盖住,车门可能打不开;我们将要付更多的暖气费;妻子能安全回家吗;赶快名人自扫门前雪”,否则自己的车开不出去是小事,别人在你门前摔跤,投诉起来就不得了;还有”卖火柴的姑娘”和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总之,雷,在我眼里是一种对命运、对人类的挑战。因此,当我看着窗外随风飘舞的鹅毛大雪,心底里就会有一股莫名的多愁善感,宁以独自待在家里。A朋友并不对B朋友拥有更多的权利,也不承担更多的义务;反之,B朋友既不对A朋友拥有更多的权利,也不承担更多的义务。所以,A朋友请B朋友的客,或者B朋友请A朋友吃饭,都可以既是他们作为朋友的权利,也是他们作为朋友的义务。但上下级之间,或长晚辈之间相互承担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则是不对等的。比如,请假,是下级A的权利;但,审核A的请假却是上级B的义务。又如,家里只有一条电话线,在一般情况下,父亲用电话是他的权利,而儿子没有权利与父亲争电话,让电话则是他的义务。如果是朋友之间,就要商量看看,谁更有理由先用电话。也就是说,在长辈和晚辈之间建立朋友关系,双方在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上,就会是对等的,就不会在某些事情上,为”谁的义务”、”谁的权利”的界定问题,纠缠不清。比如说,上面提及的使用电话的问题,如若父子间建立朋友关系,谁有权利先使用电话,就要看谁更有理由先使用,而不是用电话是父亲的权利,让电话是儿子的义务。我认为,在长辈和晚辈之间建立朋友关系,使得双方在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上对等,在不少情况下(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不少而不是”一切”),是在为儿童创造”良好的环境”。要不要尊师爱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师道尊严被”油炸”、”火烧”“砸烂狗头”。弄得师不师,生不生,人不人,鬼不鬼。师道尊严威风扫地,文盲小丑横行霸道。于是,”文革”后,人们重倡”尊师重教”,”尊师爱生”。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尊师爱生”的师生关系,日渐显现出其历史的局限性和可质疑性。我认为,”尊师爱生”这个提法有毛病,也不科学,值得我们反省。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范是理想化的东西,由不同个人扮演的相同角色,一定会表现出不同的结果。模范教师与误人子弟的教师之间的区别,不是角色期待的区别,也不是角色规范的不同,而是个人本身的差异使然——有模范教师,也有误人子弟的教师。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一位老师把”恬”字读成”刮”字,父亲纠正多次,本人均置若罔闻,就因为他不是”老师”而是右派。后来上了中学,我听到另一位老师念”恬不知耻”而不是”刮不知耻”,我才根据”中学老师应该比小学老师水平高”的判断,纠正这个长达数年的错误。直至1980年,我亲耳听到一位全国知名的语言学教授把”造诣”念成了”造旨”,我才对”尊师”有了自己的判断。其实,教师是一种社会角色,是一种由千千万万的个人去扮演的角色。教师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范可以制定得尽善尽美,但是一旦由具体的个人去扮演这个角色,就一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校规中确认这一点,在教学实践中承认这一点,学生才有了”启疑”的前提。在这种师生关系中,老师承担的义务仅是”爱生”。中国有句俗语,”打是亲,骂是爱”。不可否认,在很多情况下,”打”确实有”亲”的意味,”骂”也的确有”爱”的内涵。但是,”打”与”骂”体不体现尊重呢?很显然,这是与”尊重”背道而驰的。但是,在”尊师爱生”的观念指导下,只要老师”爱生”,就符合教师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范,老师并不需要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在中国的文化概念中,”尊敬”只能是晚辈对长辈而言,而”爱护”则是长辈对晚辈的专利。如果说:长辈”尊敬”晚辈,晚辈”爱护”长辈,那一定要被人认为是文化”短路”或者神经搭错线。“尊敬”师长是晚辈的义务,”爱护”学生是长辈的责任,也是权利。这样一来,在”尊师爱生”的师生关系中,老师有权利有义务;但学生只承担义务,不讲权利。比如说,老师指出学生的错误,是师长的权利和义务。这符合”尊师爱生”的师生关系原则,符合教师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范。但是,学生指出老师的错误,或者持与老师不同的观点,这本来是学生拥有的权利,但由于不是学生的义务,故不符合”尊师”的师生关系原则。囿于这种”老师有权利有义务;学生只承担义务,不讲权利”的师生关系,在中国的教育中,我们极难看到美国校园里常见的师生之间平等地争论,学生当堂对老师的论点提出异议的现象。我总觉得马歇尔·詹姆森的上述概括不够全面,有的条文表述也欠明晰。例如,本来只要在所列的权利前面加上”没有”二字,就表示是他要反对的现象。诸如:没有”与别人不同的权利”;没有”被了解的权利”,等等。但如果我们把”没有”二字加在”学习成功的权利”的前面,否定的就是形容词”成功”而不是名词”权利”,这就使得詹姆森先生所要否定的东西含糊不清。如果这一条改为”学习的权利”,那么我们就很清楚,他要反对的是:没有”学习的权利”之现象。当然,这些权利不是绝对的,是有相应的条件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孩子应该有的权利考虑到师生关系中,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应该拥有更先进的新型厂生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摧毁师道尊严有极其复杂的原因,远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不过,学生长期被困于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师生关系,因而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积压愈久,反弹愈猛,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有一天,在矿矿初中二年级的英语课上,围绕〈安妮日记》这本书,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叙述他们的争论前,我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安妮日记)的基本内容。安妮一家是德国犹太人。安妮的父亲很早就嗅觉到德国的纳粹要不利于犹太人,并给世界制造麻烦。于是,举家迁移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安妮的父亲开了家酱料店,生意很好。但好景不长,德国纳粹终于侵犯了荷兰。安妮的父亲制造了一个逃往瑞士的假象,然后与安妮等八人藏在酱料店的阁楼上。知道他们藏身阁楼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安妮父亲的生意伙伴,另一个是女管家。有一天,他们终于被纳粹发现,抓到集中营里,开始了非人的集中营生活。最后,安妮死于集中营,她父亲却活了下来。她父亲找到安妮留下的日记,把它公之于众。矿矿说:“那还有(可兰经),什么经的,孔子也有(论语》,那都是人写的。人写的就有这样那样的角度和标准。如果从小把你关在一间屋里,不能与外界接触,只让一个聋哑人给你送饭,你长大了会有什么是非标准?什么都没有……”这个英语老师是我那个目空一切的儿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几位老师中的一位。她很平静地说:“今天的辩论很好,双方都有不少很好的论点和很新的视角,也提出了不少值得继续争论的问题。比如,矿矿提到的有些东西,我就从来没有从这些角度去思考过。当然,反对矿矿观点的这一方,也提出了很强的反证……倘若你以为这位有水平的老师要指出哪一方对,哪一方错,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的课堂上,凡是属于见解类型的问题,老师是不能判定谁是谁非的。如果老师一定要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话,必须要说明这仅仅是自己个人的见解。第一,老师绝对不允许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孩子;第二,老师也绝不允许用自己的见解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其实我也知道,在中、小学阶段,老师被要求像新闻工作者那样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来教书。按我说呀,这才真正是”教”书。也就是说,”书”里怎么说的,你就怎么”教”。不然,美国那名目繁多的宗教之辩,花样翻新的政党之争,诸如克林顿的性丑闻,等等,都搬到讲台上来,孩子还受得了吗?矿矿他们这一帮孩子就很想知道他们最佩服的亨利老师对克林顿事件的看法。他们只知道亨利老师是共和党的成员(天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但他们始终无法从亨利老师的嘴里掏出他的个人看法来。想说的东西,被别人”挠”到痒痒处,又不能说,那是很痛苦的。亨利老师每每欲言又止,孩子们反而认为他有水平!我在读博士时,曾在班上挑起”要不要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争论。辩论的结果,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但无法做到;不允许,但又有意无意地在做。KKIC党游行示威这天,牛津市是空城一座。大家都出走,让他们自己闹给自己看吧!结果,附近几所大学来了不少激进的青年,与KKK党徒发生了冲突……教育所涉及的领域是很宽很宽的,包括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是非判断、价值判断,等等等等。如果我们要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首先我们要有判断的标准,否则无法判定错与对。由于老师个人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等等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标准。共和党认为对的,民主党可能会认为是错的;基督教认为是对的,伊斯兰教可能持相反的看法;西方文化崇尚的东西,可能又正好是东方文化反对的东西。比如,持进化论观点的老师,相信人类是由类人猿经过漫长的岁月才演变而成的。但在美国却有非常多的老师是相信”创造论”的,他们相信人类是上帝弹指一挥间”造”出来的。其次,很多东西是不能以简单的”对”或”错”来回答的。比如,大家都认为宇宙是无边无际的。但谁证明了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呢?因为它是无边无际的,因此,是无法证明的。然而,谁又能证明宇宙是有边有际的呢?如果空间是无垠的,那么时间呢?应该也是无极的。但如果说时间是无极的,时间就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时间没有结束,还好接受,但时间没有开始,这又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是不能以简单的”对”或”错”来回答的,因此”无法做到”。再其次,很多属于价值观、审美观层面上的东西是不能用”对”或”错”来回答的。例如,一幅画,我们只能说它”美”或”丑”,而不能说它”对”或”错”。更不能以老师的审美观来作为判断”对”与”错”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师不能把”自己认为美的学生也认为美”就绝对地判断为是对的;老师也不能将”自己认为美的学生认为丑”就绝对地判断为是错的。所以说”无法做到”。实际上,上述”无法做到”的理由,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不允许”的道理。举个例子,如果老师以个人的标准为标准去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在信仰基督教的老师的课堂里,就会”一错百错”。要不然,矿矿怎么会有”对于这场争论,老师只是欣赏我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但基本观点可能与对方相似”这个感觉呢?尽管老师在辩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没有表达过哪怕只言片语。但老师的表情、眼神,甚至肢体语言都在传达着一定的信息。当然,美国学校并不禁止老师表达自己个人的观点,限制的只是把老师个人的观点作为”对”或”错——或者”是”或”非”的判断标准。因此,如果老师一定要表达自己个人的观点,必须声明是自己个人的观点,不能企图用自己个人的观点。来影响学生,更不能以此作为判断是非或对错的标准。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老师是很难避免不用自己个人的观点来影响学生的,甚至也很难避免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个人的观点来作为判断是非或对错的标准。比如,老师在评判学生的演讲或辩论时,除了评价演讲或辩论的技巧以外,很难说老师不会下意识地,或者甚至是有意地用自己的观点来评判学生演讲或辩论的内容和观点。另外,尽管老师可以声明”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影响学生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只要表明是老师的观点,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与学生的年龄成反比:学生的年龄愈小,这种影响愈大。至于”善”和”美”的内容,老师应该尽量客观地去传授给学生,学生怎么会理解和接受这些”善”和”美”,那是学生的内因怎么起作用的问题。比如,中国文化的”敬老”属于道德观念,这是不是”善”?或者关于审美观念,中国山水国画是不是”美”?老师应该尽可能客观地、全面地把有关内容和知识介绍给学生,而不应带着偏见去介绍这些内容。甚至老师可以发表自己个人的意见,但不能以此作为”对”或”错”的评判标准。关键是”善”与”美”的内容,由于没有客观的统一评判标准,老师又不允许以自己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作为评判”对”或”错”的标准,因此最难处理,但也最容易体现老师的水平。归根结底,”真”方面的内容,没有争论余地;校规也没有争论余地。其余的,老师要客观、公正地教给学生,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作为价值判断和是非判断的标准。尽管在美国的校园里,允许五花八门的观点存在,但是,学生每天必须宣誓,而且人手一册校规。这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的”没商量”的”天条”。了解美国学生的誓词,了解美国学校的校规,对读者来说,将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我把他们摘要翻译并加以适当评点,以飨读者:我宣誓忠诚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在上帝护佑下的,不可分割的,给所有人带来自由和正义的共和国。(这个誓词是很庄严的。每一天,中、小学学生都进行宣誓,而且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信仰,什么国籍,都得宣誓,哪怕只是前南自语。但大学生不用宣誓。据说是因为中、小学生就读的公立学校的费用是来自纳税人的钱,所以必须宣誓忠于国家。这个理由似乎有点勉强。)学生在上课后两小时才到校,或提前两小时离校,均算缺勤半天,并必须要得到家长的同意。缺勤少于两小时的,也将记录备案。学生因任何理由需提前离校的,必须在第一节课前呈交家长的注明提前离校的理由和时间的字条到校办公室,并必须得到校长助理的批准。离校前,担负此责任的大人必须到校办公室签字,才能领走孩子。(缺勤可以电话通知,但提前离校则必须要写条子,而且大人要到办公室”面试”,因为孩子是从学校走的,学校怕负”丢失孩子”的责任。)有合法理由缺勤的学生,每缺一天课可以有一天时间补做作业或补考。如果在缺勤前已宣布的作业、小考、或测验,学生在返校后有责任补做。因无故旷课而耽误的作业或考试,将不能补做,成绩为F。(中、小学的自助餐厅,一般只在品种上可”自助”,在数量上却是由餐厅工人控制的。但大学的自助餐厅却是完全”自助”的。主要是怕中、小学生浪费。有句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这里,家庭年收入低于两万美元的,可以申请免费午餐。)(我在国内读小学时,看到有人曾将俗称”巴麻油”的沥青搓成若干小小珠粒扔到一位男同学的头上,结果第二天,该男同学来校时,成了个光头。家长告到学校来,说是头发全粗了,洗不得、流不得。教导主任来班上追查,没有人承认。我想,好在没扔到女同学头上……鉴于此,上述理由似还应加上一条:“可破坏同学的美发。”嚼泡泡糖看似小事,为了服众,学校才不厌其烦地列了不少理由。据说,新加坡全国都禁嚼泡泡糖。)糖果和小吃只能在午餐的30分钟时间内在自助餐厅里吃。学生不允许带糖果或小吃来学校出售。(平时是有不少小朋友在人多聚会的场合出售糖果和小吃。其实,在学校里,”地下工作者”私底下出售恐怕也还是有的,如果没有卖的,何来禁卖一说呢?)(在标题里先提权利,再到义务,但在列出实际内容时,却先提义务,再列权利。而且,义务多于权利。虽然,权利才列了五条,但在法制社会长大的孩子却很会充分利用他们的权利。我在”要不要惩罚孩子”一章里,提到矿矿不服自然科学课的老师的处罚,其中一条理由就是,校规里规定的学生的权利的第4条,”如果有违犯纪律的问题,应被事先警告通知。”老师没有警告就给他处罚,他认为是老师违反了校规,因而敢闹到校长助理那里。)2。学生在等车的地点要互相尊重,要相互爱护各自的财产,要爱护等车点周围的财产。(为了有效地接送孩子,邻里数家的孩子要到某一地点去等校车。为了避免孩子们你弄我家的围栏,我搞你家的草地,故有”相互爱护各自的财产”此条。)9。学生只能在指定的地点上下车,除非得到家长和学校管理人员的批准,否则就会错过指定的校车。学生下车后必须直接走到自己住家的那边街道去。(校车一停下并亮出”停车牌”,所有车辆包括对面来车都得停下,直到校车司机看到下车的孩子已走到安全地带,收回”停车牌”,其他车辆才能开动。若有急事或上班,那是最怕跟着校车的啦,走不到三五家又停一停,那真能急死人!如果校车司机认为任何其他车辆行驶不规矩,只要记下车牌号,一个电话到警察局,准挨抓。)所有课本均由教育董事会提供,学生不需付任何费用。但学生将要担负过度损坏书本的责任。丢失新书,罚款100%;丢失已用一年的课本,罚款70%;至于用了三、四或五年的书,罚款50%。(美国没有全国统编教材,各家出版社自行印发,由各个学校、各个老师自行挑选。美国中小学的教科书均是学校的财产,用完了要还给学校。如果学生想自己拥有某本教科书,则必须自己掏钱买。大学生就得自己买教科书和辅助材料,这是一笔相当重的负担!我在美国出的两本书,都有大学选为教科书或教材辅助阅读书,一本有254页,另一本为314页,售价49。95美元和59。95美元。看见学生买我的书,心里就忐忑不安,担心他们骂丑话。我做学生时也是这样骂的。但是,学生用完教科书以后,可以按一定的折扣卖回给书店。当然,下学期其他学生买这种二手书,也是有折扣的。为了省钱,我做学生时总是早早选修好课程,拿着书单去买二手教科书。也有学生到书店门口去等买书或者卖书者,不通过书店,双方都得一个好价钱。当然,能”捷足先登”到图书馆借更好,但不能在书上批注,有时真是手痒难忍。)家庭作业是重要和必要的。各个学生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因人而异,但每个学生都要花一定的时间于家庭作业。(美国学生的家庭作业非常少,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家庭作业。即使有,手脚快的,在自习深里就做完了。以矿矿为例,一周五天,回家做家庭作业的约有两到三次,一般也是个把小时就完事。矿矿上小学时,有一次,老师问:“回到家里,如果没有家庭作业,或者做完家庭作业后,还学习的小朋友,请举手!”结果,仅有矿矿一人举手。看看我在国内的外甥、外甥女,哪天晚上不是12点以后才睡觉?而且星期六还上课。实在有点不可思议。)老师可以每周列出家庭作业给学生,也可以将家庭作业示于学校的热线录音电话,以备查询。(如果学生回家后忘记家庭作业,可通过热线电话查询。有了这一条,那些想”赖账”的学生,也没了借口。)成绩报告单每半个学期发一次,进步报告单则每四五周发一次。两种报告单都在hDmm里发到学生子上,带回家给家长。(homam直译成中文可是”家庭教室”,有关细节清阅读”要不要惩罚孩子?”一章。到了初中,已不在_上课了。因为实行走课制,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出勤情况,每天学生一到校就先到集中,由负责的老师点名,并进行宣誓等活动。)锁柜是学校的财产,学校的管理人员任何时间都有权检查学生的锁柜。贵重的东西不应锁在柜内,学校不负被偷盗的责任。(这些领柜都是铁制的,一排排安装在走道的墙上。为防止可能有人会利用学校的锁柜来收藏违禁品或赃物,学校特以”锁柜是学校的财产”为理由,以规章制度的形式规定:“学校的管理人员任何时间都有权检查学生的锁柜。”)(美国学校非常重视孩子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孩子身上不能携带任何药品。如一定要在在校期间服药的,必须装在原装的瓶内,并贴上注明孩子的名字、药名、限量及时间等内容的标签。一般由家长直接交到办公室。孩子到服药的时间,自动到办公室来服药。办公室的人员只负责监视服药,并不负责通知吃药。由于慎之又慎,从未听闻过类似服碘片中毒,”药”倒一大片的恶性事件。)任何学生病情变重,都应送回家,学校将安排家长或监护人来校接人。(人学前,家长或监护人都须填一份很详细的表格,包括牙医、家庭保健医生、就诊的医院、医疗保险公司。病史、对何种药物或食物过敏、万一孩子有紧急情况怎样才能最快地联系上家长等内容,并列出三个人的电话以备一时联系不上家长时可做应急处理……)所有学生都要交学杂费,以支付教学用的辅助用品和材料。老师在学年开始时将通知学生缴学杂费。那些不能按时缴费的学生,将得不到成绩报告单。(美国公立中小学的主要经费来自社区居民的房地产税。由于居民住宅的大小不一,造价不一,所缴的房地产税也有非常大的区别。因此,富人区的学校经费与穷人区的差别非常大,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也大有区别。但不管怎样,孩子上公立中小学是免学费的。我们当学生时,因年收人不到两万美元,矿矿连午餐费也免了,但学杂费是不能免的。)根据俄亥俄州的法律,学生到校外打工需要有工作许可证。申请卡可在校长办公室领到。(美国孩子很小就有”私房钱”或在银行有自己的户头。美国孩子很小就喜欢自己挣钱。没有正式的工作许可,就帮家里割草、清理房间等,也要报酬。帮邻居于活更是有偿的啦。有一次,邻居的割草机坏了,邻居老头想请矿矿帮割草。我和妻子一口答应,但老头不把我们的话”算数”,一本正经地倒过身与矿矿商量。我们说,帮助邻居是应该的,不能讲钱。老头不理解似的侧过头看看我们。我们只好知趣地走开,让他们一老一少自己商谈去。矿矿在家割草我们是不给钱的。家有他一份儿,他应有自己的责任。割别家的草,他可来劲头。他俩说好机子用我们的,油加老头的。但矿矿回家加油,这点像中国人。老头的割草机是拖拉机式的,我们的是手推式的。约五六亩地,矿矿分两天割完。据说,原来说好是25美元,最后付款时,老头给了30美元。过后,还一个劲儿地夸矿矿。)(有一天,矿矿回家提出要买衣服。我们觉得很奇怪:他是最讨厌去买衣服的,今天是怎么回事?原来,上体育课要求穿运动衣、运动鞋,穿着不符合要求的,不能上体育课。那些有扣子的衣裤和皮鞋等,是不符合要求的。现在的孩子也太”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在水泥地上踢球还是光脚的呢。)(当然,这不是指少男少女间的妙不可言的眉来眼去,主要是指那些过于亲见的动作。美国学校不禁止谈恋爱,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宣称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了。但在中、小学抽烟喝酒却是被禁止的,特别是21岁之前喝酒,那是违法的!这条规定有点微妙,禁止公开表露,那么私下行不行?没说不行就是行。看来只是担心”碍风雅”或”刺眼睛”罢了。)抽烟严重地危害健康。任何香烟或烟叶制品,以及打火机、火柴在学校的建筑、校车和学校的范围内任何时间都是禁止出现的!初犯将被罚两个星期六学校;再犯将罚三天不能上学;第三次违犯,将罚五天不能上学;第四次违犯,十天不能上学,并被建议开除。(所谓星期六学校,就是在星期六上午少洲一12:孤来学校学习或上课。因为美国学生实行双休日制度,星期六来校学习是一种仅次于不能来校上课的惩罚。)2。太短的衣服和裙子,太紧身的衣裤,太暴露的衣裤,太透明的衣裤均不能穿来学校。露腰上衣、内衣、女子三角背心等也都不能接受。衣服和上衣必须最基本地长达腰际。(慢说学生,读博士时就听班上的同学议论:在美国曾有过女老师不穿上衣到教室上课,引起强烈的轰动和争论。该女老师坚持认为,她的行为表达她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或不满,属”言论自由”的表达范围。)上课期间,任何外衣和夹克必须放在学校的锁柜内。(这有什么理由呢?可能是因为建筑内是恒温的,在室内不需穿外衣,如不放在锁柜里,怕丢失了,孩子出外面去会着凉。)受到空间的限制以及对安全的考虑,学生不能带着书包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因此,书包的大小应能存在锁柜内。(书包背来背去,容易丢失,给管理带来麻烦。这种规则看似为学生想得很周到、定得很细。实际上,还是从学校便于管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本校的校规不允许学生干扰学校的业务运作。非法进入学校的信息网络和电脑程序,非法重编学校的电脑信息,是严厉禁止的!非法使用学校的电脑系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犯罪行为,并可能要报告给执法机关。(当然啦,把学校的电脑系统搞乱,A变成FF变成人上课变下课,开学变放假……这种阴差阳错,黑白颠倒,就像是电脑的”文化大革命”,将会引起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刚到美国讲学的时候,不知道学生的成绩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以为像在国内那样可以随便公布,随便张贴。就在我准备这样干的前一天晚上,我无意中听到一位先来的留学生提及:在美国公布张贴学生的成绩是违法的,学生可以告到法院去,云云。我惊出一身冷汗,差点一到美国就犯法,要上法院过过堂……)任何学生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不执行学校教职工在学校的范围内或因与学校有关的活动作出的合情合理要求,均视为违纪行为。学区督导制定政策的策略是在预防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范围内规范学生的行为。(”学校教职工在学校的范围内作出的合情合理要求”这一条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学校的范围”,这里是指有形的物理范围,意即学校的地产之内。美国学校没有围墙,实际指的是”中国学校围墙”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学校”围墙”以外,不执行学校教职工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不一定能记作违纪行为。当然,为了防止学生在老师带领到校外搞活动时不听话而附加一条”与学校有关的活动”。这与中国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概念很不同。二是强调”合情合理”的要求。换句话说,不执行那些不合情合理的要求,不能视为违纪行为。既强调纪律,又不要求学生盲从。)在学年开始时,学生和家长会接到文字形式的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参加学校活动所要遵守的纪律。这些信息包括何种行为将遭到被暂时禁止上学甚至开除的处罚,以及其他纪律条例。在学区董事会的指导下,学校负责管理校规的实施,使每个学生知道任何违犯行为规范的举动都要遭到惩罚。学生的表达自己观点的基本宪法权利是得到尊重的,即使这些观点并不吃得香。当不适当的行为产生时,应依据学区教育董事会的规章处理学生。(学生允许表达哪怕是KKK党的观点,只要没有侮辱其他种族或侵犯其他种族的同学的具体行为,不算违背校规。这就是所谓:“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为了安全地控制校园,只有拥有有效驾照的学生允许在校园内停车。(俄亥俄州允许年满16周岁的孩子驾驶汽车,因此很多高中生自己开车上学。美国高中的停车场那密密层层的轿车,还真是一”景”;看美国高中生开车,有时让我想起国内过去有的电影里美国大兵开吉普车的情景,确实又是一”景”。)我在后面的章节里将会谈到”在中国接受初等教育,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是不是最佳组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初级教育打基础,高级教育做学问”的观念有理解上的相通和交叉之处。关于前者,在此不作重复论述,请读者阅读有关章节。美国孩子张口闭口就是”我认为”,”根据我的思考”,”我的理论是……”(其实哪有什么理论,不过是他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想法),”我的结论是……,……在我”上插队”的农村,男人干的活儿是犁地耙田,说是男子汉的技术活儿。其实,不过是跟在牛屁股后面,都是牛出的死力气。那是”勤劳勇敢”的男人们的特权和专利。记得我”插队”那年,都已17岁了,队里还老是把我派去与妇女一块干活儿,说是照顾我。其实,妇女干的活儿才是最累最苦的。我最怕的就是和那些叽叽喳喳的妇女们一块插秧。我的个子在南方人中算是可以的了,快一米八O的个头,弯下腰来插秧,非常造孽。更要命的是,那些平时很善良的妇女们,不允许我用胳膊肘撑着膝部插秧,说是我这种姿势插秧会”害”得她们腰痛。但我一说我的”腰”痛,妇女们(包括我那个善良贤慧的房东大嫂)就开了锅似的瞎起哄:“黄毛小子怎么会有腰?!哪来的腰?!别笑话了……”我在国内当工人的时候,写过几个自己称之为”电影剧本”的东西。有一次,经人介绍,我带着两盒简易包装的饼干,去拜访了一位当时在国内已小有名气的导演。谈话中,我偶然带出了一句”我认为”,导演抬起眼皮瞅瞅我,严肃地说:“你读过几本书?在没有读过足够的书之前,千万不要对我说我认为这类的话……”这种观念认为:初级阶段要打牢基础,才能在高级阶段做好学问。也就是说,初级阶段是学,是吸收的阶段;到高级阶段挺起”腰杆子”做学问、做研究时,才能说”我认为”。然而,我认为(现在已快”知天命”,该有资格说此话了):这两个阶段的阶段性任务,都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往车上装货,还是给车子加油?中国现代年轻一代的父母亲可能要比美国的同龄人更相信天赋。他们承认有些人是比另一些人聪明,但他们更相信天赋是可以开发的。中国有个十分流行的提法,叫做”开发智力”。既然可”开发”,就首先承认人具有待开发的潜能。一块荒地,不”开发”,永远是一块荒凉的不毛之地。下小力开发,其收获与下大力开发差之甚远。由于有了开发的可能,又有了下功夫大小的区别,潜能的大小倒成了次要的。为了开发出”富矿”,可是累倒了那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孩子第一声呀呀学语的”爸爸、妈妈”还没叫全,雄心勃勃的父母亲们就开始了开发孩子智力的20年计划。其实,这种”开发”早在胎教时就动工了。年轻的父母们把对自己父辈没能全力开发自己智力的遗憾化作无比的动力,于是,各种各样的早期智力开发方法被”开发”出来:什么一岁学认字、两岁学算术、三岁背唐诗、四岁学英语……孩子的潜能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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